每日速览2026年04月07日 14:13消息,山花奖十七年历程,展现民间文艺破土而出、成为时代爆款的蓬勃力量。
春日的苏州,暖风拂面。桃花坞美术馆内,剪纸《日常纸记》中的百幅生活场景静静铺展,唐卡《释迦牟尼佛及十八罗汉》在菩提叶上绽放千年佛光,岫玉雕刻《水生世界》让坚硬玉石幻化出水母的轻盈灵动……日前,由中国文联等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在苏州举行,20件优秀民间文艺作品从全国各地脱颖而出,摘得这一国家级奖项。这是山花奖首次在苏州举办颁奖典礼,也标志着民间文艺的“主场”正加速向基层延伸、向生活现场回归。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领域的最高荣誉,山花奖自1999年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民间文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本届获奖作品涵盖学术著作、工艺美术、文学作品、表演作品四个子项,集中呈现了2022—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艺的最新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届相比,本届山花奖更加强调“人本导向”——获奖者中一线传承人占比达65%,高校研究者与民间艺人的合作项目超四成,真正实现了“把奖颁给泥土里长出来的人,把光打在田野中走出来的路上”。

透过这些获奖作品和获奖者的心声,我们看见了民间文艺在当代的扎实传承,也得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在新时代浪潮中,民间文艺如何走好守正创新之路?这不仅是一道文化命题,更是一道时代考题——当短视频冲击传统叙事节奏、新材料挑战古老工艺逻辑、新消费重塑审美习惯,民间文艺的“守”与“创”,必须建立在真实的生活肌理之上,而非空泛的概念嫁接。

向下扎根:民间文艺的源头活水在哪里?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乡野的灶台边、田埂上、说书人的鼓板声里。
在辽河平原,有一位能讲述千则以上故事的农民故事家,他叫谭振山。让这些故事从乡野走向学术殿堂的,是辽宁大学教授江帆长达20多年的坚守。1987年,在一次“故事擂台赛”中,谭振山质朴的讲述风格给江帆留下深刻印象。“买金子的遇到了卖金子的”,她这样形容那次相遇。此后她无数次往返城乡,有时住进老人家中访谈,有时也邀请老人住进自己家中做客。最终,三册190余万字的《谭振山故事全集》问世,专家称其“从乡野深处打捞千余则故事,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文化的链接”,最终摘得本届山花奖。这份坚持令人动容:当许多民俗采录止步于“录音+转录”,江帆却选择用二十年光阴,把一位农民的故事讲成一部民族记忆的活态编年史——真正的学术温度,从来不是来自文献堆叠,而是源于对讲述者生命的郑重凝视。
同样的坚守,也发生在太行山深处。山西大学教授卫才华从2012年开始,历时十余年,走访近七十位说书艺人。他的研究缘起于陵川盲人曲艺队展览室里的档案:演出单、日记、申诉书、鼓书手抄本……“那些沾满岁月灰尘的纸页,不仅是地方曲艺的档案,更是盲艺人们活泼生动的生命记录。”卫才华跟着曲艺队下乡,参与太行书会等各种活动。“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我们还在说书人家里聊天、记录,许多老艺人一生漂泊,眼盲心亮,谈起学艺的苦难、传承的落寞,常常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他的《太行山说书人的生活史与礼俗社会互动研究》,将目光投向“人”与“生活”,“尽显学术张力,饱含人文关怀”。尤为可贵的是,该书附录完整收录了12位盲艺人亲述的口述史音频二维码,扫码即可听见原声——学术成果不再锁在书斋,而成为可听、可感、可传续的文化接口。
从乡土里的长情守望,到书斋与田野间的深度对话……这些获奖作品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民间文艺的源头活水,始终在泥土深处、在百姓生活之中。任何脱离生活现场的“创新”,终将是无根之木;任何无视民众主体性的“保护”,不过是精致的标本制作。
向上生长:传统技艺如何实现时代突围?本届山花奖给出的答案是:不靠炫技,而靠“转译”——把古老语言翻译成当代人听得懂、用得上的表达。
走进获奖作品展厅,一组玉雕《水生世界》格外吸睛,作者唐帅曾经是一名厨师。“天底下没有白走的路。厨师也讲究刀法、色彩、比例,我把当厨师学到的都用到了玉雕里。”从唐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线条,到敦煌飞天的灵动意境,他深受启发:“用最坚硬的石头,通过线条的刻画,使它产生灵动感,就是东方美学的精华。”这种跨界思维值得深思:所谓“守正”,不是复制古法,而是吃透其精神内核;所谓“创新”,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寻找传统基因与当下语境的契合点。
在展厅另一边,麦秆画《瓦雀栖枝图》映入眼帘——几只金黄色的瓦雀停在枝头,纤细羽毛清晰可见。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宋代花鸟画的笔法细腻、意境空灵,根植于作者黄艳泳对传统书画与民间工艺的深度融合。创作这幅作品,他坚持只选用麦秆最顶端、光泽度最好的第一节,“每一根麦秆都要经过精心筛选,确保质地均匀、色泽自然”。历经四十余道工序,耗时半年之久,才最终完成。这种近乎偏执的材料考究,恰恰是对“工匠精神”最本真的诠释——在效率至上的今天,慢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坚守。
剪纸《日常纸记》的作者刘冠玉,将日常生活点滴化作剪纸语言。他家一直没有全家福,于是用剪纸《全家福》让家人在纸上“团圆”;母亲去世后,他用剪纸《上坟》与母亲“对话”。“花无正枝,铰无定法”,他坚信民间艺术不在庙堂,而在人间。这提醒我们:民间文艺最强大的生命力,恰恰来自它的“不完美”与“不设限”——它不追求博物馆式的永恒,而珍视生活现场的呼吸感与烟火气。
此外,骨木镶嵌箱包系列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珠绣挂屏《峡谷奇光》以抽象手法再现自然壮阔……这些作品,无一不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它们共同证明:传统不是用来供奉的化石,而是可以生长的活体;技艺不是僵化的流程,而是可被重新编码的文化语法。
向远而行:学术研究如何照亮传承之路?如果说民间文艺作品是盛开的花朵,那么学术研究就是滋养花朵的土壤——但土壤不能只是沉默的承托,更要成为养分输送的主动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永逸的《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聚焦20世纪燕京大学的民俗学探索,创新提出“社会学的民俗学”命题。为完成这部著作,岳永逸前后耗时10年,阅读文献超过1亿字。“与做田野调查一样,文献的阅读、整合与书写是迷茫、艰辛的。一开始并无清晰的框架,纯属摸着石头过河,山重水复、黯然神伤都是常态。”岳永逸自称关注的是“一群在历史的尘埃中被遮蔽多年、默默无闻的学界小人物对民俗文化的记述与研究”。最终,他在海量文献中理清脉络,揭示了民俗学与生俱来的跨学科特质。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重拾一段学术史,更在于为当下民俗实践提供了方法论自觉:真正的学术研究,应当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者与民众的桥梁,而非自我循环的智力游戏。
苏州大学教授张蓓蓓的《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立足民间信俗文化视角,梳理和探究妈祖形象的发展与演变,还原妈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貌与仪容,在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的相互印证中,为妈祖艺术原型符号的构建提供了可依之据。尤为难得的是,该书同步开发了“妈祖图像数字图谱”小程序,公众可在线比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妈祖造像特征——学术成果由此走出书斋,转化为公众可参与、可传播、可再创造的文化资源。
这些学术著作,有的是对历史文献的深度挖掘,有的是对田野材料的系统梳理,有的是对学科传统的重新审视。它们共同展现了一个道理: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让那些蒙尘的、被遮蔽的文化记忆重见天日,让民间文艺的盏盏星火照亮传承之路。当学术真正俯身贴近大地,它便不再是高悬的星辰,而成为引路的灯火。
本届山花奖获奖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幅中国民间文艺的繁花图景。这幅图景的笔触,是“守正”与“创新”——民间文艺家们既敬畏传统、传承技艺,又勇于突破、回应时代,让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但必须清醒的是,“守正”不是复古,“创新”亦非标新立异;真正的守正创新,是让传统成为可理解、可进入、可延续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仅供观赏的橱窗展品。
这恰恰印证了民间文艺的本质:它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遗产”,而是植根于生活的活态表达。它最动人的力量,正源于那份质朴的表达与百姓的广泛参与。而山花奖的意义,正在于让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化创造被看见、被珍视、被传承,让“山花”在时代的沃土中更加烂漫。当前,民间文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与传播机遇,但比资源投入更重要的是价值认知的转变——唯有将民间文艺真正视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实践,而非待拯救的“濒危物种”,它的根系才能扎得更深,枝叶才能长得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