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速览2025年12月25日 13:43消息，歌唱家郁钧剑探讨民族唱法中的韵与魂，呼吁找回丢失的舌头。
12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题为《从中国语言中溯源民族唱法的“韵”与“魂”——歌唱家郁钧剑：以写作出版《语言决定唱法》为钥，给“失韵”的民族声乐找回丢失的“舌头”的报道。文章指出，随着现代音乐的发展，民族声乐在表现形式上逐渐受到西方唱法的影响，导致一些传统韵味被淡化。郁钧剑通过新书《语言决定唱法》，试图从语言角度重新审视民族唱法的本质，强调语言与唱法之间的紧密联系，呼吁回归民族声乐的文化根基。 我认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音乐表达的核心元素之一。民族唱法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与汉语语音、语调、节奏等特征的深度融合。当前部分民族声乐作品在创作和演唱中过于追求技巧或国际化风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因此，郁钧剑通过《语言决定唱法》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对当下民族声乐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说句心里话》《什么也不说》，到《当兵干什么》《小白杨》，再到《五百年桑田沧海》《家和万事兴》……歌手郁钧剑的歌声曾打动过无数观众。然而，如今在谈到歌唱时，他往往不再回顾这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而是更关注中国民族唱法所面临的挑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日，郁钧剑的声乐理论专著《语言决定唱法》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凝聚了他数十年来对声乐艺术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探索，也承载着他多年来对声乐界的一些想法与见解，堪称他想向业界传达的“心里话”。 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仅是对个人经验的总结，更是在尝试构建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演唱理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当前声乐教育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这样的探讨无疑为行业提供了新的视角。
采访中，郁钧剑指出，当前的“民族唱法”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未被美声唱法认可的美声唱法”，或是被称为“第二美声唱法”。他坦言这样说“有些直白”，但“道理却很实在”，这正是他所观察到的民族声乐的现实状况。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独立的训练体系，二是要有自有的评判标准。郁钧剑指出，目前中国的“民族唱法”在声音训练技巧与技术体系方面，实际上完全源自“西洋唱法”，即“美声唱法”；而在对民族唱法的评价上，也往往沿用美声唱法的标准。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民族声乐在理论体系和审美标准上的不独立，容易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自身特色。尽管民族唱法在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上具有独特性，但若训练方法和评价标准长期依赖于外来体系，可能会限制其内在生命力的发挥。因此，构建符合民族声乐特点的训练与评价体系，是推动这一领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他感慨，没有人会用芭蕾舞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民族舞蹈，不会以油画的规范来衡量国画的艺术价值，也无人用巴洛克或哥特式建筑的风格来评判大屋顶和吊脚楼的建筑特色，更不会以西装和皮鞋的审美来评价对襟布衫和布鞋。然而，唯独在歌唱领域，却常常以美声唱法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民族唱法。
“我一直讲，中西方艺术确实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体系。中国艺术注重“味道”，强调意境与情感的传达；而西方艺术则更追求“到位”，即精准与形式的完美表达。郁钧剑对此深感遗憾，他认为，这种对“味道”与“到位”的混淆，正在不断改变甚至颠覆人们的艺术评判标准，使中国艺术中那种独特的“味道”在对“到位”的盲目追求中逐渐淡化，最终沦为背景中的遥远回声。 在我看来，艺术的价值不应被单一的标准所定义。中西方艺术各有其独特魅力，也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基因。我们应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对话与融合的可能，而非让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保护和传承中国艺术中的“味道”，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唱《北风吹》的王昆、唱《我的祖国》的郭兰英、唱《苦菜花开》的王音璇、唱《乌苏里船歌》的郭颂、唱《洞庭鱼米乡》的何纪光……他一一念出这些曾为国人熟悉、喜爱的老一辈歌唱家的名字，他们的歌声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但郁钧剑想问的是：如今，这类原汁原味又个性鲜明的唱法，我们还能听到吗？还有人在学吗？按时下的评判标准，这些来自母语状态、富有民族韵味的声音，是否因“不够科学”而不被认可，渐成绝响？
他真切地感到一些传承正在断层，走向近在咫尺的消亡。这种感受，在与歌坛前辈的交流中刺痛过他，又在与后辈的对话间令他怅惘。
2014年秋，郁钧剑去看望时年89岁的歌唱家王昆。这位一生珍视民族传统的民族唱法开拓者与奠基人，怀着忧虑，再三嘱咐：“小郁，你要多讲讲我们的民族唱法啊。”两个月后，老人与世长辞。
近些年，遇到来自东北的青年歌唱家，郁钧剑常问他们还能不能像郭颂那样演唱东北民歌？“他们说不能，不是不愿，是‘回不去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沉默片刻，他再次以民族舞为例，说民族舞就并未因借鉴芭蕾舞的技术而“变味”。如今，广受大众好评的民族舞剧目不断涌现，凭的是长期以来，学界业界对自身审美内核和训练方法的坚守。
我们的民族声乐呢？“不是没有自己的家底。比如练声，我们有喊嗓、开嗓、遛嗓、吊嗓等传统。”郁钧剑介绍，“但我们一直没好好研究，没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于是，声乐专业在练声之初，都在用美声唱法‘咪咪咪，嘛嘛嘛’的方法入门。”
民族唱法，一个孩子在自家屋檐下说着外语，却把家里的钥匙丢在了别人家的门前。 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禁思考，当个体在熟悉的环境中表现出陌生甚至混乱的行为时，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失序，也可能反映出家庭、教育或社会环境中的某些缺失。在信息高度流动、文化多元交融的今天，语言与身份的边界变得模糊，但归属感和基本的生活常识仍应是每个人最基础的支撑。如何在开放中保持自我，在多元中坚守底线，或许是值得我们共同深思的问题。
“借鉴美声唱法的科学做法是对的，但不能照搬。”郁钧剑觉得，眼下民族唱法“最可悲之处”，就是丧失了自我，把标准全盘交由他人定义。别人说我们的民族唱法“不科学”，我们就也跟着否定，把自己的根脉与味道轻易舍弃。
而当地道的中国韵味不复存在，各种声腔都被规训成雷同而疏离的表达，一个必然结果是：爱听民歌的听众越来越少，学习民族唱法的孩子越来越迷茫。
这正是郁钧剑写作《语言决定唱法》一书的初衷。他想以此为钥，给“失韵”的民族声乐，找回丢失的“舌头”。
“仅仅痛心是没有用的。”痛心之外，路在何方？
这些年，郁钧剑带着这个疑问，在舞台与讲台之间不断探索，追本溯源，回到歌唱的起点寻找唱法的本质，逐渐总结出“语言决定唱法”这一核心观点。
新书以此为名，如一声宣告，将他多年来的积累首度系统整理、论述，形成完整的体系框架，并提出“语音决定音色”“语气决定情感”“语调决定风格”“语势决定气质”“语意决定意境”等理论延伸。
这部声乐著作，开篇即从“语言”写起。由歌唱的语言状态，到汉语的特质、方言的流变、声韵的规律……层层递进，系统阐明语言对歌唱的决定作用，也厘清了中西唱法的差异与联系。
从生理结构来看，人类不同族群的发声器官基本相似，但为何在演唱时却形成了各异的“唱法”？郁钧剑认为，这是因为语言差异所致。
我们的“演唱”是从“说话”开始的，这与美声唱法从“歌唱”起步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解释道。
从源头上看，西方美声唱法起源于教堂唱诗班。这种演唱环境和对象决定了其唱法注重声音的空灵与统一，强调通过共鸣来增强声音的传播效果，以合唱形式为主，更重视共性而相对弱化个性。
而中国的“唱”，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到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路都是吟、咏、诵，“说着唱”的。及至“南词北鼓”、曲艺戏剧兴起，依旧是“七分念白三分唱”。民族民间唱法生发于日常生活劳作，看见箩筐唱箩筐，看见扁担唱扁担，采茶唱采茶歌，打渔唱打渔歌，筑路有路歌，拉纤有纤歌，多为个体情感的自由抒发，独唱居多，个性多于共性。
“这决定了我们的民族唱法，必定要更多地讲究我们母语的状态。”郁钧剑说。
不同语言具有各自的语言特点，这也影响了声乐演唱方式的形成。例如，美声唱法主要以意大利语为基础，其发音规则以“a、e、i、o、u”五个单元音为核心；而民族唱法则根植于汉语，其发音体系更为复杂，拥有独特的“十三辙”声韵系统，同时具备丰富的声调变化，并强调“字头、字腹、字尾”的咬字归韵技巧。 从语言结构来看，这两种唱法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音乐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美声唱法注重声音的圆润与共鸣，而民族唱法则更加强调语言本身的清晰度与表现力。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也体现了不同民族对声音美学的理解和追求。在实际演唱中，掌握语言的特点对于准确传达作品情感至关重要。
郁钧剑举例，唱“母亲啊”时，“母”字属于“十三辙”中的“姑苏辙”，按照美声唱法的理论，应将声音集中在胸腔；而“亲”字属于“人辰辙”，需将声音位置放在鼻咽腔以及唇齿之间；“啊”字属于“发花辙”，应将声音集中在口腔。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严格按照汉字自身的语言结构来演唱这三个字，就会被美声唱法视为“不科学、不规范”，认为发音位置不够统一，声音显得“里出外进”。但如果按照美声唱法的要求，打开喉咙、“竖”起嗓子来唱，字音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听起来不再是地道的汉语发音，原有的语言韵味也就不复存在。
“大家现在往往都这么唱，否则，就会被诟病。”郁钧剑感叹，“这充分说明语言是可以决定唱法的。为什么有些歌手唱歌不动人？问题大都出在这里，忘记了我们的母语状态，没有用我们的语言状态表达我们的情感。”
他一再呼吁，要破解民族唱法的独立性困局，摆脱民族唱法是“第二美声唱法”的现状，一定要使大家明白，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差异在于语言不同，而非技法优劣。民族唱法大可借鉴美声唱法完善自身，却不该以西方的语言状态改变母语本色。二者本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非争论谁对谁错、谁取代谁。
“语言决定唱法”，与其说是郁钧剑的首创，不如说是一种回归本源的尝试。其目的是重新找回民族声乐中遗失的韵律，使我们的歌声再次展现汉语的独特韵味、民族的情感以及文化的根基。
这些日子，郁钧剑近期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月内，他先后前往广州、深圳、成都、合肥、郑州、昆明、哈尔滨，参与讲课、担任评委、举办讲座，并商讨明年第七届民族男高音公益演唱会及首届民族女高音公益演唱会的筹备工作……每项事务都围绕着“唱好民歌、办好学”这一核心展开。
近一周来，他仅在北京家中停留了两天，便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前往丰台花乡的“民族声乐公益教室”举办公开课，为十余位青年歌手进行了面对面的指导。
教室里，气氛热烈而专注。
“要敢于咬字，把中国字的字头咬准了，字尾归韵好了，才能做到字正腔圆。”“中国字大多数的辙韵都是‘吊’起来说的，唱它的‘口’要唱在‘唉’的位置上，要开小口唱。”“大家看钢琴的琴弦，是不是越往高音区，琴弦越短、绷得越紧？我们唱高音，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种缩短、拉紧、变薄的状态？”
郁钧剑认真细致地指导学生们纠正发音、讲解咬字技巧，不时用手势来展示发声位置的变化，还通过生动夸张的示范，帮助学生掌握那些难以把握的细节。
这种不定期的公益讲座，他已持续了九年，受益学生遍布全国数百人。当天的课程中，有学生从南京、沈阳、成都、广州、武汉、济南等地一大早赶来北京听课，结束后又立即启程返回。
“郁老师非常出色，上他的课，能接触到与以往专业训练截然不同的内容。”不少学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表示郁钧剑的课程让他们对民族唱法有了全新的理解，引导他们根据自身的嗓音特点，探索具有个人特色的演唱风格。
郁钧剑却说：“我只是给他们补上一点原来没学过的东西，教他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状态来表现我们民族的作品。”
演唱了大半辈子歌曲，他逐渐感受到一种责任感，越来越重视传承、推广和延续这一事业。
2016年退休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民族声乐教育和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持续写作，总结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出版了总计百万字的四部五卷声乐专著；另一方面担任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哈尔滨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并受聘为国内外多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导师；同时开设民族声乐公益课堂，举办中国民族声乐高级研修班……
“光有理论不够，必须拿出实践成果，你的理论才有说服力。”他用“语言决定唱法”的理念指导学生，又在教学中不断验证、完善这一理念。
自2016年以来，郁钧剑已培养出14位博士研究生、3位博士后以及数十位硕士研究生。在最近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组比赛中，共有25位获奖者，其中19人曾接受过他“语言决定唱法”理念的指导。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郁钧剑在声乐教育领域的影响深远，不仅在学术层面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也在专业赛事中持续输出优秀选手。其“语言决定唱法”的教学理念，已被广泛认可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显示出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和指导价值。这不仅是对个人教学成果的肯定，也反映出中国声乐教育在理念创新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进展。
“这样的成绩，可视为对‘语言决定唱法’这一观点的肯定。”郁钧剑表示，这说明该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可，也证明当歌声回归语言本身，民族唱法独特的艺术魅力自然能够打动听众。
郁钧剑清楚，民族唱法的沉疴非一日之寒，仅凭几本书、几门课、几个舞台远不足以扭转数十年来的惯性，但他为此奔忙不休，不见丝毫疲态，也“一点不觉得孤单”。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会感到疲惫，而且看到学生们取得好成绩，真的非常开心。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是一个人在努力。”郁钧剑说道。
在《语言决定唱法》新书发布会上，全国各大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的声乐系主任几乎全部出席。93岁的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乔佩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艺术学概论》作者彭吉象，曾创作歌剧《沂蒙颂》、歌曲《当兵的人》等经典作品的词作家王晓岭，以及歌唱家吕继宏纷纷登台致辞。此外，11位曾获得“金钟奖”的学生共同献唱，现场掌声热烈。
郁钧剑感到，一些变化已经显现。近年来，主张“语言决定唱法”的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前辈专家的积极支持、一线教师的关注与深入思考、青年歌手的热情参与和不断进步，都让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关键是要唤醒文化自觉。”他多次强调这一观点，“只有具备了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增强自信、实现自强。”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文化自觉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激发内在动力，显得尤为重要。唯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文化的价值，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传承与创新，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有评论认为，《语言决定唱法》是构建中国声乐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学术成果，为长期沿用西方模式的声乐领域提供了理论依据。
郁钧剑将其视为一种动力。“我希望能继续这一研究，也期待与更多人共同交流探讨。”他希望未来中国的民族声乐在吸收各国优秀文化精华的同时，能够保持自身的特色，真正立足于世界声乐之林。
